新的律师法已经施行一个多月了。不出业界所料，这部法律关于律师权利部分的内容，在实施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。关于无需批准的会见权，基本上被搁置。还有些地方的司法部门甚至出台了明显同该法不相符的文件，重新设定了48小时批准会见权。
　　由于对要否批准、要否侦查员在场，公安、检察机关观念不同，检察机关说不用批准、不用陪同，看守所说必须经过批准、有陪同才可以会见，有的律师得在看守所和检察院之间来回六七趟，才能见到嫌疑人。无独有偶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5月1日实施后，原以为律师的调查权会有突破，但实际情况却是，工商机关按照该法规第23条“第三方商业秘密需经其同意公开” 的规定，把企业档案分成内档外档，原来能够查档的一些企业信息反而不让律师查了。类似的在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发生的“进一步、退两步”、“大法授权、小法收权”、“法律在执行环节中衰减”的现象，时常发生。
　　我国是一个权力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家。法制的作用，是想给无限制的权力套上一点缰绳，稍微有点约束。因此，没有任何权力背景的中国律师，想用法律这根缰绳去约束权力，难度可想而知。律师权利实际上代表着一种公民基本权利，律师权利扩大到何种程度，实际上体现了民权被保护的程度。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曾说，律师兴则国家兴。这句学者语言深含政治哲理，同我们党和政府的“亲民政治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　　如果把公权和民权比喻为两片磨盘，当今律师就是这两片磨石中间的豆浆或者齑粉，处于冲撞的前沿。因为现在，民权中的很多法律层面的企求，都是由律师运用专业知识进行过滤和梳理，去进行代言和实现的。很多社会进步中的碰撞，都会通过律师的执业活动体现出来。民权扩张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必由之路。应对汶川大地震的过程中，我们党和政府的所作所为得到了肯定，主要就是因为建立在民权、民利基础上的高效反应和尽职工作，得到了民心的巨大回应，包括空前巨额的比政府拨款还多的自发募捐。
　　民权是一个广义的范畴，也包括在公权力机构中服务的人的基本权利。执法者暂时不能理解律师法的规定，认为其不合中国国情，在实践中不予执行，其实这种行为损害了包括他们自身在内的一些公民的基本权利。因为公权从业人员在很多情况下，也会成为公权约束的相对人。但是从执法地位出发，他们一时还无法意识到这一点。
　　从我们现在的接触来看，公权力机关的从业者也不是出于自利的目的故意刁难律师，而只是一种观念上的碰撞。律师会见权的立法突破，在中国几千年的法制史中是一个重大转折。被告人也有权利、一到案就可以见律师，这在中华法统中是不可想象的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，如果刑事诉讼法先于律师法修改，或者同时修改，很有可能会见权这一条规定就无法通过。因为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司法实践中，中国好像都还没有做好这样保护人权的准备。这就像行政诉讼法，实施快二十年了，真正的立法目的仍然没有完全实现。
　　13亿人口的中国有13万律师，律师还是稀缺资源，一支小小的力量。这一代的律师，注定要为国家法治进程付出等待和焦虑的代价。今年5月初，省律师协会举办新律师上岗培训，全省报名参加的新律师竟然有千余人。我深深感到，中国的律师业真的是一个朝阳产业，中国的法治进程值得期待。如果把律师恢复执业后的秦国光、曹星、李国基、郑传本等老律师算作第一代，我们这些正在激流中奋争的算作第二代，那么，国家开始正规法学教育、统一司法考试后选择这个行业的年轻律师，可以算作第三代。他们遇到的将是一个更能有所作为的时代。我们前两代律师为中国的法治进程在探索、在承受，在经历着甘苦哀乐；而第三代、第四代的青年律师，将会享受国家法治进程加快、公权力机关法治观念更新等好处，迎来一个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时代。
　　中国的律师业值得期待，愿有更多的人能够为此执着地努力。

　　（作者系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、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副主任、杭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。）